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了解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、由笼统到具体的过程。
具体来说，共经历了三个阶段，即以传闻为主的阶段、发展到以物品交往为主的阶段、最后发展至使者或商人交往的阶段。
这三个阶段虽然特色各异，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，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，尤其是后面的阶段更包含了前面两个或一个阶段的内容。
从罗马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交往，对我们重新评估古代世界人类的活动能力帮助很大。
罗马是通过战争发展起来的国家，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，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。
公元前55年，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就职叙利亚总督，率军征讨帕提亚。据历史学家弗罗鲁斯(Florus)报导，在双方对阵时，克拉苏士兵就看到了帕提亚军队用丝绸织物制成的军旗。
（帕提亚——安息）
当恺撒在埃及见到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时，克利奥帕特拉穿的就是透明的丝织衣服。
据路加(Lucan)记载，这些丝线分三步制成：先经过赛里斯人的梳织，后由埃及的针织工人分拆，再经过加工制作使其薄透可见。
另据狄奥·卡西乌斯(DioCas-sius)记载：公元前46年，恺撒为了使罗马的观众免遭阳光暴晒之苦，将丝绸幕帘置于观众席的上面。数年以后，罗马人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尚，以至于在提比略元首时期，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丝织服装，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声誉。此外，罗马政府还对妇女使用丝织服装作了严格的限定。不过，此令并未在罗马产生作用。这可以从当时人的以下记载中看得很清楚。
“更为惊奇的是，今人乃凿山以求大理宝玉，远赴赛里斯以求衣料，深潜红海以求珍宝，掘地千丈以求宝石。”
“据最低估算，每年从我们帝国流人印度、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，不下一亿塞斯退斯。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。”
罗马进入安敦尼王朝以后，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。丝绸成了罗马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商品。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·马塞利努斯(AmmianusMarcellinus)说：“从前，这种赛里斯布仅为贵族们专用，而如今最低贱者也能毫无差别地使用了。”
丝绸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，从事丝绸交易的商人也随之增加。据《希腊铭文集》(CIG)记载：有一位叙利亚商人，名叫赫里奥多鲁斯(Heliodorus)，就在那不勒斯经营丝绸贸易；另据《拉丁铭文集》(CIL)记载：一位名叫Epaphroditus的叙利亚籍希腊人也在意大利的伽比伊(Gabii)镇从事丝绸交易。此外，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如第布尔和罗马城，也皆有专销中国丝绸的市场。
在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的同时，罗马的商品也不断输入中国
其中主要有：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，罗马东部行省的玻璃、亚麻布、珍珠、珊瑚和黄金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奴隶，他们常常被政府所遣的使者作为礼品送往中国。但从双方贸易的角度看，丝绸显然是最重要的商品。
丝绸架起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相互交往的桥梁。但在1世纪以前，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人员间的直接往来。罗马商人未能由陆路抵达中国，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达罗马。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是由中间人，尤其是靠帕提亚和印度等地的中间人来完成的。
公元97年，甘英受遣出访大秦，成为第一个出使罗马的中国人。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
“永元九年，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，抵条支。临大海欲度，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：‘海水广大，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，若遇迟风，亦有二岁者，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，数有死亡者。’英闻之乃止。”
汉朝使者没能到达罗马，那么罗马使者是否到过中国?
赫德逊认为：没有。他在其《欧洲与中国》一书中明确指出：“在汉文典籍中毫无关于罗马臣民经陆路来华的迹象。”不过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罗马的商人曾于公元100年经陆道到达中国。有关这些事实皆保存于中国的古典史籍之中。
据袁宏的《后汉纪·孝和帝纪》记载：
永元十二年(公元100年)，“东(误冬)，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。”
《后汉书·孝和孝殇帝纪》也载：
永元十二年，“……冬十一月，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，赐其王金印紫绶。”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再次把蒙奇兜勒贡献之事看做是汉和帝时期经营西域的巨大成就。范晔曾这样写道：
“(永元)九年，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，皆前世所不至，山经所未详，莫不备其风土，传其珍怪焉。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，遣使贡献。”
《后汉纪》《后汉书》上所说的“蒙奇兜勒”显然不是指“蒙奇”“兜勒”，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-dones(今译马其顿)。蒙奇兜勒纯粹是Macedones的音译。从现有的材料看，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。
此后不久，罗马的商人又从海路来过中国。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
“桓帝延熹九年(166年)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碡瑁……”
这里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，大秦王安敦则是指元首安敦尼·庇乌斯的继子马尔库斯·奥理略(161－180年在位)。这是第一批已知的由海道来中国的罗马人。到三国和晋时又有罗马遣使到过中国的报道，这些都说明中国与罗马之间已经建立了直接的商贸关系。
丝绸在罗马帝国的流行，也促使大批商人到中国经商贸易。公元528年，杨街之记录了北魏都城洛阳的相关情况，描述洛阳南部
文化交流04
公元552年左右，东部罗马获取了用蚕卵养蚕的技术，查士丁尼曾向突厥人介绍过有关蚕之诞生以及做茧的过程。它把中国的有关信息带到了拜占庭，并将其保存于拜占庭的历史文献中。
隋炀帝时，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。
至中国唐朝，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，许多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经陆道或海道来到中国。
据《旧唐书·拂秣传》记载：
“贞观十七年(公元643年)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、绿金精等物，太宗降玺书答慰，赐以绫绮焉。”
这些都是中国和罗马友好交往的标志。
除了正史中记录罗马使者访问中国以外，民间来华的使者也不少。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明证。据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记载：
基督教在中国长安等地立寺传教，这无论对中国宗教界，还是对中国文化、思想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古代罗马与中国是古代欧、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强国。它们的多次交往不但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，而且也促进了两大文明的发展。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发展表明：文明要有所发展，就必须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。这或许是世界多元文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。